前進福爾摩沙 : 十七世紀大航海年代的台灣
09/22/2006, 16:23 Posted by 典閱組 | 
書名：前進福爾摩沙 : 十七世紀大航海年代的台灣
作者：湯錦台
出版項：臺北市 : 貓頭鷹出版社, 2001
索書號：673.225 /8576
館藏地：總館7樓書庫
這不是一本學術著作，卻比同類型的書籍（其實數量也極為有限）提供更多的反思與想像空間。
作者以歐洲人「發現」新航路、新大陸（這就是近世以來首次的全球化）為時間軸，紛就十六、十七世紀海權板塊的移動，具體分析了在西太平洋地區競逐的政治力量（中國、歐洲、日本），其間的縱橫捭闔、明爭暗鬥實況。重要的是，它不訴諸主觀唯心的因素，而著眼於新興的近代世界體系和傳統自足的東亞社會剎那接壤後的變化，福爾摩沙偶然與必然的歷史命運因而展開。
必須理解的是，如斯的東西文化接觸可不能先行預設：西風壓倒東風。因為以歐洲為能動者的這次全球化並非以理性、科技為主軸，甚至就國力對比上，西來者也不見得佔便宜，這才讓日後鄭成功的驅荷行動克奏全功。而且，歐洲當時正處於因為宗教問題而烽火高舉的階段。西、葡等天主教國家和新興的尼德蘭、英國進行著你我沒有明天的對決，其間甚少有既聯合又鬥爭的可能，所以不能把歐洲視為齊一的聚合力量。
相對於歐人的視野、行動，當時東亞主要政治集團的作為是明顯的遲滯、封閉。中國內部更由於中央／地方、政治／經濟、官／盜的種種轇轕，其負面效應就是讓整個西太平洋波濤不已，畢竟所謂的倭寇問題，始作俑者是中國政府，而非當時陷於戰國動亂的日本。其後葡、西、荷陸續到來，中國又因「懷夷」（盛款外夷）和「抑商」（對內海禁）的不平等對策，讓中國在新的國際關係建構中處處吃鱉。萬曆以後雖有朝臣力主台澎在海權爭霸中的重要性，卻始終不見朝廷有何具體作為。
發人興味的是，閩粵地區亦商亦盜的民力在夾縫中反而有柳暗花明的舞台表現。和歷朝歷代官逼民反的情況迥異的是，昔日種種的農民起義都由陸地思維所衍生，也由於受到逐鹿中原的舊史觀所囿限（即使十七世紀初的李自成、張獻宗等反叛勢力亦如是），最後祇能重覆成王敗寇的故事。但閩粵這些黑白道通吃的靈活兩棲族類，靠著海上活動既能大賺其賺，也和陸地官紳形成互利的共生關係，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就在這樣的條件下崛起，並而寫下重要的一頁。
至於日本，雖然在十六世紀末期由太閣豐臣秀吉發動了對朝鮮的侵略戰爭，然而這場戰役也差點斷了日本的命脈，所以日後德川幕府採取內向、鎖國政策，實與休養生息有關。也因為到了十七世紀以後，日本對外的軍事、通商活動相對保守，所以在東西文化交壤過程中，無法扮演積極主導角色；但日本、福建、台灣的海上三角貿易關係既已形成，日本九州（最主要的就是平戶）又常是兩棲族類的養成所，且在鎖國形成後，日荷關係卻始終緊繫不墜（所謂「蘭學」正源於此種條件），於是十七世紀的西太平洋爭霸，還是少不了東瀛客的角色。
雖然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並未把十七世紀的東亞納入世界體系的範疇，然而經由上述西太平洋基本內外結構的鋪陳，當時東西方還是有著明顯的共性，那就是儘管十七世紀已經發明了顯微鏡、望遠鏡、溫度計、氣壓計、擺鐘等新鮮玩意兒，但是蒙昧、冒險、掠奪才是這時代的主調。所謂新航路、新大陸的先鋒都是既破又立、正邪兼具的人物，而縱橫於西太平洋的東亞人物，也莫不如是。
結果到了十七世紀中葉，歐洲最具「新興民族」特色的荷蘭，終於與中國最具海上活動能力的鄭氏軍事集團在福爾摩沙交鋒。暫且撇開成敗不談，其中結構的必然（雙方都熟諳海戰的種種，更了解福爾摩沙在這區域的重要地位，攻守是在極理性的基礎上進行），與新興力量所具有的投機、冒險、浪漫舉動，使得福爾摩沙已趨近世界體系範疇。固然鄭成功的復台有著極重要意涵──漢人終成為島嶼的主導勢力，但它的開放、海洋性格也就此形塑完成，惜乎，直到今日這樣的海洋性格與世界的互動還是常被人輕忽、扭曲。
作者還提示了兩種觀點，足以讓我們深思福爾摩沙曾有過的特殊座標，以及對日後前途的想像。一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其實在一六四八年西發里亞條約簽訂之前，荷蘭並未被確認為獨立的國家）建立了由日本迤邐至印度尼西亞的西太平洋海商王國，獲取福爾摩沙作為中繼站，乃是歷史的必然。但由於地緣關係，無法大量自歐洲移民墾殖，就近招募閩粵漢人來台就成為歷史的偶然；又因為島上原有漢人社會的基礎，加上兩棲族類的長期經營，最後反而和鄭氏軍事集團裡應外合，驅逐荷蘭人之後躍昇為島嶼的支配者。
作者更別具慧眼，拿荷蘭殖民福爾摩沙和新阿姆斯特丹（今天的紐約）作類比。兩地殖民的時間類似，退出的時間也差不多，但經營形態與影響卻大異其趣。由於荷漢分隔，統治／被統治地位的懸殊，於是造成後期郭懷一的反抗行動，荷蘭勢力退出台灣以後，除了留下安平古堡、赤嵌樓供後人憑弔，似乎很難體現什麼影響；反之，今日紐約的市政管理、族群融合都出於荷人之手，如此差異值得我輩省思。
最後，作者以歷史為殷鑑，對台灣的未來走向似有宿命的悲觀傾向。問題在於，客觀結構縱或未變，島上的自覺自主力量總有量變而質變的可能，這需要有識之士不斷喚起。在詭譎的國際情勢底下審慎是必要，卻未必得悲觀以對。想想鄭氏家族曾有的靈活兩棲習性，台灣人實在不能坐以待斃啊！(文/晏山農)
資料來源：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147482